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中西融通的最初尝试
——重读刘永济《文学论》

刘绍瑾（暨南大学中文系）

    刘永济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古典文学大家，这是学界所共知的。他在古代文论方面也卓有建树，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版的《文心雕龙校释》，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这也是龙学界所共推的。但他在文艺理论学科方面的探索，却为其丰硕的古代文学著述所遮盖，以至于被学术界所遗忘。近十年的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对建立现代学术规范的二十世纪学术史研究的热潮，回顾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历程，我们惊人地发现，刘永济先生出版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文学论》，在我国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堪称我国最早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中融通中西的尝试。
   《文学论》是刘永济先生年青时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课的讲义。据刘先生大女儿刘茂舒所编先生著作年鉴，《文学论》最早于1922年在长沙湘鄂印刷公司公开出版， 并在1924年由太平洋印刷公司再次印行。后来在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成为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之一种。纵观当时出版并有一定影响的文艺理论教材性著作，除章炳麟之《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谨承朴学传统、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固守桐城“义法”外，在刘先生的《文学论》之前只有宋桂煌翻译的英人Hudson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译为《文学研究法》，1913年）和伦叙的《文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21年）。其他有影响的著作如马宗霍的《文学概论》（1925年）、潘梓年的《文学概论》（1925年）、孙俍工的《文学概论》（1933年）以及由景昌极、钱堃新翻译的英人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译名《文学批评之原理》1924年）、由章锡琛翻译的日人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5年）、由傅东华翻译的英人Hunt 的Literature: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译名《文学概论》，1936年）均出版于刘先生的《文学论》之后。仅从这一出版物的编年来看，刘先生在“文学概论”教材与教学的尝试就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不只从出版时间看有开拓之功，即就该书内容和写作思路来看，也有很多值得重视之处。当时的文艺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从外国传入的文学理论体系，象英国的De quincy（中译戴昆西）、Winchester（中译温切斯特）的文学理论就广为国人所称引，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有较大影响。此外，象姚永朴之《文学研究法》固守桐城“义法”、代表传统路数的理论也有一定市场。但无论是贩卖西洋还是谨守传统，都各执一端。只有刘先生的《文学论》出，才使人们看到立足“当代”视野、融汇古今中西的新思路。刘先生云：

    昔刘彦和有言：“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今兹所述，窃取斯义。其有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

    这一说法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联想到前段时间学术界关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代文论怎样有助于当代文论建设”等问题的讨论，应该说，刘永济先生这一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之方法，来建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路本身，就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其面对中西文论所持的“未可是彼非此”的客观、公允的态度，也是非常值得尊重的。
    《文学论》采用的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何为文学；第二章：文学之分类；第三章：文学之工具；第四章：文学与艺术；第五章：文学与人生；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外加附录四种：古今论文名著选、参考表、引用人名汇考（后附“外国人名汇考”）、引用篇籍备检。不用说，这一框架一看即为纯粹的现代研究范型。刘先生并不故步自封，而是极力主张融汇新知、取溶西学。“年来虽国粹国故之说尝闻于耳，而其所谓国粹，究未必便粹；其所谓国故，又故而不粹。” 他对文学的基本体认，是把文学放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框架下去把握。他说：“文学为艺术之一”，而“艺术者，应人类精神上一种要求而成立者也。人类有求真之要求，于是有哲学；有求善之要求，于是有伦理；有求美之要求，于是有艺术。故哲学以求智为根本，伦理以合理为根本，艺术以善感为根本。哲学属于智识，伦理属于行为，艺术属于情感。真善美之于人类也，实同圆而异其中心。”“文学既为艺术，当然执美为其中心。” 显然，刘先生的这一对文学的基本定位，正是他融汇新知的成果。但同时，刘先生也极为重视中国古代批评中一些有用的东西。如他录《文心雕龙?总术》“赞”：“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并以之作为《文学论》一书的扉页题记，即可见出。
    《文学论》虽然是一本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对中国古代文论却极为重视。刘永济先生精通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其于四十年代出版的《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便是享誉学界的名著。以此精湛、深厚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知识背景来探求“时地虽囿，心理玄同”、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就使中国古代文论之于《文学论》，不只是作为资料、作为说明西方理论的例证，而是溶入了其理论框架和文学观念之中。我们读刘先生的《文学论》，深深感到，中国古代文论在建设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中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不是如后来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用古代文论的框架来编写文学概论，而是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把中西文学理论进行融合。在这一框架中，一方面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能够得到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效接受和消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论也因有了西方的参照而得到了高屋建瓴的审视。如第一章“何为文学”，是追究文学的最一般的定义，刘先生专立一节谈“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并最后通过与主要源于西方的“近世文学之定义”的融合，得出刘先生自己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之幸福有所供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 也许我们可能并不认同他的这一定义，但其融通“外籍”、“旧说”的努力、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眼光，则是极为珍贵的；第二章“文学之分类”，《文学论》则更有“我国文学体制构成之源”、“我国文学体制变迁之迹”两节加以论述。其他章节也都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声音”。 刘先生认为，“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现，文化之总相也。故尝因文化之特性而异。” 因此第六章“研究我国文学应注意者何在”，从文化、哲学的特征，说明中国古代以孔门文学观为主流的“以善为本”的特点及其长（切近人生、温柔敦厚）短（不随时变、情趣缺乏）。这些都是从中西文学、文化的对照中作出的富有现代精神的新阐释。
    在《文学论》中，刘先生对文学的作用尤为重视，认为“先明文学之作用，而后由其作用以择体制，则界限分明。” 于此，刘先生着重提出了文学的学识、感化两大作用。英人De quincy（戴昆西）云：“文学之别有二：：一属于知，一属于情。属于知者，其职在教；属于情者，其职在感。” 戴氏的这一说法在当时影响极大，刘先生的学识、感化二作用说可能受到了戴氏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刘先生并不就此为止，而是把这一观点具体贯彻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中，或者说这一观点也同时是刘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总揽、参证的结果。以此而观，刘先生这样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来，明道之谊切。老庄谈玄而文多韵语，春秋记事而体用主观。此学识之文而以感化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忘比兴之旨，失讽谕之意，则又以感化之文为学识之文之用矣。” 以感化、学识二者来认识文学的功能和特质，显然是刘先生融通中西古今的一个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尝试，它在刘先生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亦占据重要地位。如其《十四朝文学史略》就有章节标题为“诗经为后世感化文学之祖”！
    最后，我们在谈到《文学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时，还必须特别提到，该书的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堪称一部初具规模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该附录“例言”交代：“附录之意，在辅助前论之不足，兼供览者之参证。”也就是说，刘先生弄这个“附录”，目的是在建立现代文学理论时，提请人们充分注意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如果单就这个“论文名著选”来看，其“例言”说它“选材不限文体，惟取评论合理或影响较大之作”，其“编次略依时代，以见历朝文学递嬗之迹。”这一体例与现代权威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本大致相同。再看它所选篇目。“例言”称“凡自成专书，如《文心雕龙》、《史通》等，不选。”“凡片辞只义，如诗话、笔记等，不选。”除了上述原因而未选论著外，该“附录”所选篇目基本上涵盖了各时期（特别是宋以前）文学批评的代表著作。《四库全书》“诗文评”所录限于专书，而于单篇论文则未暇顾及。《文学论》的附录“古今论文名著选”则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所选篇目多为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序跋、书信及史书的“传论”。这一“附录”，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在材料上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这样看来，郭绍虞先生在回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历程时，特别提到刘永济先生的这本《文学论》对他的启迪， 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本书的最后，刘先生意味深长地说：

    今日西学东来，其学术皆统系分明、方法完备，而交通之便利、印刷之简易，又远胜于唐代。唐玄庄以一僧侣，私奔印度，归来遂令我国文化因而更新。今日留学西方之人数与方便，亦远胜于彼时，然则更新之机，自当不远。所不如彼者，我固有之文化，久就荒落；现今之国势，已极凌夷。以比唐之初兴，有河汾之讲学于前，房杜之修政于后，自不可及耳。故目前之大势，与南北朝正同，尚未至隋杨，更何论唐李！明眼者试一比较之，当信此言之不谬矣。故曰：今后之希望，非敢薄当世也。

    如果说，在文化“久就荒落”、国势“已极凌夷”的当时，刘先生对融通古今中西的理想境界的展望充满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话，那么，在经过改革开放、国势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已具备了比较理想的融通中外的现实环境，文学理论建设、文化建设的“更新之机” ，正值其时也。我们应该期望：一个超越李唐、古今中西、万取一收的时代即将来到！这，就是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给我们留下的重大启示！

1.参刘茂新《爸爸妈妈是埋在地里的一颗种子：写在“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见刘茂新编《前梦：为“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编写》，2003年，自印。
作者案：该文是笔者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的副产品，略约完成于2002年。那时笔者掌握的资料，刘先生的《文学论》最早出版于1924年。2003年8月，武汉大学主办“刘永济与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于是把那篇草稿经过简单修改拿去与会。看到刘先生的女儿刘茂新所编《前梦》提及其姐刘茂舒曾编刘先生著作年鉴，始知《文学论》实于更早的1922年即已公开出版。附上这段话，一方面记录笔者关注刘先生的《文学论》这一问题的学术历程，另一方面也想借以表达曾在武汉大学求读7载的珞珈学子对刘永济先生的怀念与敬仰！
2.刘永济：《文学论》，“自序”，太平洋印刷公司印行，1924年。
3.《文学论》，第117页，版本同上
4.《文学论》，第69-70页，版本同上
5.《文学论》，第21页，版本同上
6.《文学论》，第117页，版本同上
7.《文学论》，第29页，版本同上

8.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一，第4页，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中华书局1918
年版。
9.《文学论》，第20页年，版本同上。
10.见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年第1期。
11.《文学论》，第133页，版本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