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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教材
教材指导思想:汉语新文学史编撰大纲 
汉语新文学史大纲
汉语新文学史编撰体例
     

汉语新文学史编撰大纲

    为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充分考虑到我们本科教学对象的特殊性,迫切需要编写一部具有可靠的知识性、独立的探索性和特别的系统性的《汉语新文学史》教材,这成了我们的梦想和渴望,也是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本科教学方面工作的动力与目标。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非常之多,我们立足于海外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应有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概念,我们倾向于用更加传统更加规范的中国新文学概念;中国新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延续和更新,这样的概念是一种文学性质的界定,而不仅仅是时代的界定。中国新文学史作为学科和课题,与已经相当成熟且内涵相当固定的中国文学史显然更加对应。

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局限在中国,更不应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应是辐射到整个汉语世界。多少年来,以饶芃子教授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努力,已经将汉语新文学的研究由台港澳文学推向了海外华文文学领域,这种超越于政治范畴乃至国族论域的学术开拓使得我们有条件提出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汉语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在新文化基础上又有着卓越的建树和广泛的世界影响,并且相信有着灿烂的未来。以汉语为载体的新文学写作当然主要承载着百年来中国新文化和中国经验的表述,体现着与亿万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过作为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汉语还通过新文学的各种样式表达着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审美价值理念和审美趣尚,表达着世界各地华人以及在传统上和习惯上使用汉语的人们各自的人生体验,表达着整个世界汉语文化圈中的每一声叹息和每一韵唱响,这些都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所能包括的内涵。因此,我们想修一部囊括整个汉语世界的白话汉语文学的文学史,这就是“汉语新文学史”。

《汉语新文学史》的编修目的不仅不是所谓的“消弭国族意识”,而是相反,要从世界汉语文化和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中突出和确认习惯上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部分,从而有效地凸显出处在现代化变革中的中国本土文学建树和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主流地位和先导地位。以此为核心,理清汉语新文学向台港澳以及海外辐射的层次序列。

中国现代文学的近百年发展,包含着太多的文学变迁和各种非文学的因素,其复杂的历史情形远非一般单一的理论可以烛照。这是我们的文学史写作长期以来总是达不到差强人意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一种试图以单一的理论烛照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全过程的努力最终都可能导致捉襟见肘的窘迫,哪怕那些操作者是一群真正的现代文学研究巨擘。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围绕着一种主题展开纷繁复杂的表现与联想,但其他的主题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在主流文学潮汐中推波助澜。任何一种从单一主题的角度进入文学史操作的做法都只能是作茧自缚。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就像中国传统文学一样,有着每个时代甚至每个作家都无法绕开的一些基本母题。这些母题的总结和析示是文学史写作的任务,现代文学的基本母题对于古代文学的成功置换,是中国现代文学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其能够成立和独立发展的功能体现。

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逃避其意识形态的因素。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完成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实践,已经经历过数十年的教训。我们既不能否认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角色乃至其决定性、资源性意义,同时也不能将文学发展的一切动因都归结为这种重要因素的决定。意识形态的参数作用体现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矢向的某种修正和对发展矢量的影响。

文学可以从单纯的艺术和审美观照去加以分析,但是文学史无法从这样一种单一的理论形态中获得可靠的建树。文学史是一种历史,历史的内涵本来就包含着多重因子,艺术以外的各种因子都能对文学的发展和成熟造成客观的影响。

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的原场,无法亲自倾听现代文学种种运作的历史回声。那种真正还原历史、体现历史本真的文学史操作远远超越了我们的能力之所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真地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种种机制,间接地论证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可能矢向以及其所达到的一定矢量。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可能矢向,我们认为就是其确立时期开始形成的伟大传统;沿着这样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达到的矢量有所参差。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就是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论资源,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确立的传统矢向,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方面所达到的不同矢量。在这样的基础上,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可能的发展前景,或者在无望的前景中不得不铩羽而归的悲剧性结局。

因此,我们是在总体上、主流上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演进的成就和趋势,进入这种成就与趋势的叙述之中的各种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一般来说都具有无可争辩的代表性和经典意义。我们认为就我们这不足百年的文学史而言,能够成为这种具有无可争辩的代表性和经典意义的对象不应该非常多,更不应该非常杂。我们觉得文学史的写作文本可以是现代文学史的功劳簿而不是点名簿。我们觉得进入功劳簿的名单应该用历史的减除之法,而不是总用加法:唯恐丢失哪怕是很不重要的作家作品,只要有所发现,必然叠加进来。

文学史的研究面临着分期问题。我们考察文学史发展的种种矢量因素,必然发现,从文学内部寻求整齐划一分期的可能性很少存在的可能,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在各个方面的矢量并不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接受现成的历史时期划分,然后就各个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不同矢量再作具体分析。换言之,分期问题在我们的框架中显得并不十分重要。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的分期不应是文学史家应该操心的事情,历史的某种武断并不影响文学内部关系和文学特有现象的分析。

我们的目的是描绘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其传统性矢向中的发展与变异,描述文学内部不同因素沿着这种矢向发展的不同矢量。我们着眼于以下参数: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矢向(传统)与矢量。

中国现代历史的正常步态与突发性时代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个人因素与艺术个性。

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层次与总体风格。

上表所列的是中国本土包括台港文学近百年发展基本矢向。受这种发展矢向的直接影响和波及,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新文学表现出相同的律动规则,相近的发展节律,我们必须在世界眼光中审视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及其规律。在台港澳及世界各地,汉语新文学得到相应的传播与发展,这样的文学现象必须融进我们的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必须立足于中国大陆,将目光投射到汉语新文学的几个重要的集散地。按照汉语新文学发展繁荣的程度和世界性影响的广度,不同时期的汉语新文学都通过以下 7 个集散地同时也是原创地进行运作:台湾、香港、美国、东南亚、澳门、欧洲、东亚。《汉语新文学史》应以中国本土现当代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为经,以这 7 大集散地和原创地为纬,构成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可以对汉语新文学进行世界性共时观察的文学史系统。

显然,《汉语新文学史》的编修,在学术格局上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以世界范围的汉语文化圈的文学运作为基本对象,是一种着眼于海外,着眼于世界,也着眼于汉语文化发展的未来的学术工程。这样的学术构想不仅适合于面向台港澳和海外学生的教学,而且也有利于对大陆以外地区 “中华现代文化的国际推广”。

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注重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汉语桥”工程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的举措得以蓬勃展开且卓有成效。但这样的工程和举措主要致力于推广中国语言文化和传统文化,未能关注中国现代文化的国际推广。完整的中国文化概念应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汉语新文学史》的编修能够使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计划更加完整与完善。

海外华人社区一直没有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从民俗民风到文化教育,都有存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等了解甚少,甚至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予以误解并加以排斥。《汉语新文学史》有利于克服海外华人对中华现代文化长期隔膜的状况,有利于增强在现代文明语境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着优良的精粹,也包含着落后的封建性糟粕。因此,中国文化的国际推广需要努力推广先进的文化。汉语新文学,包括鲁迅、胡适、巴金、曹禺、郁达夫、沈从文、冰心、郭沫若、茅盾、老舍、钱钟书、徐志摩、戴望舒、田汉、艾青、穆旦等文学家努力构建的现代文学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时期先进的文化成果,体现出中华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健康品质。这种先进文化的推广是将中国文化国际推广引向深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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