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报表 | 课程描述| 教师队伍 | 课程设计 | 教材建设 | 实践教学 | 教学资源 |
  | 教学改革与科研 效果评价 | 获奖情况 教学录像 | 课程特色与政策支持 |
 


           

教学大纲  教学要求  教学讲义   教学课件  思考题 自编教材  参考文献



 

教学讲义(1)(2)(3)(4)                                     当前为第一页

 

导 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 、政治背景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此被拖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华民族任人宰割,腐朽的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以及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等,中国人民付出的割地、赔款、战争流血的沉重的代价,其间经历了几乎 80 年的时间。

2 .文化背景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意志的象征,包括人类为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包含三个层次:即表面的物质文化层次,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物,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最里面的是心理层次,或称观念文化,它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两层之间有一个中间层次,它是心物结合的一层,是亦心亦物、非心非物的一层,主要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法律、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等。文化的三个层面,彼此相联,形成一个系统,构成了文化的有机体。

近代中国正好经历了文化的三个层次。

一是洋务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责”的物质文化;

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改革政治体制的制度文化;

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文化。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教材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1 、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

2 、中国现代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

3 、中国现代文学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

    这一概括完全是根据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性质的论述所作出的概括,这也是对的,但这一概括没有注意文学的特殊性。我认为“现代文学”,不仅是时间概念上的划定的 1917-1949 年这一通常所说的“现代”阶段的文学,更是现代性质意义上所指的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的文学。“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因此,学习现代文学应当始终把“文学的现代化”作为贯穿这门课的一条基本思路。

三、中国现代文学鲜明特质

    从 1917 年初倡导文学革命,到 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 32 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同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戊戍变法前后至“五四”前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质,即新的文学价值观念,新的文学表现形态,新的文学审美品格。

    中国古代正统的文学价值观念,是以维护封建制度及其伦理道德为其基本标准的。那时文学被当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代圣贤立言”成为创作的最高准则。在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许多作品充满着强烈的贵族意识。它们主要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生活和情感,将上流社会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发乎情,止乎礼义”,作家的人格追求也大多规范在封建伦理道德之内。文学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近代文学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思想萌芽,但其基本价值观念仍然没有超越封建伦理思想的樊篱。“五四”新文学家摒弃了陈腐的文学价值观念,要求重新估价一切,把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平等,人的解放,作为最高价值标准。从此,文学不再是载道的工具,而是谋求人的解放的武器,作家不再是封建权势者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不依傍于他人的精神个体。“五四”时期这种个性解放的思潮虽然其基点仍是个人主义,但却没有易卜生主义的极端狭隘性,而强调“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在个人主义的整体构成中,含有将自我对象化到他人身上的意思。正是由于此,“五四”新文学除了关注自我的权利、平等、自由和解放,还把启发民族觉悟,解放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作为创作的使命。在“五四”杰出的作家创作里,蕴含着思想革命,社会政治经济革命的丰富内容,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及平民主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融合。许多新文学家在三、四十年代突破个性主义的狭小圈子,投入社会革命和民族解决的斗争,是对“五四”文学价值观念的拓展。作家为工农大众服务,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自觉意识的增强,使文学的价值观念得到根本性的刷新。

    由于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新文学所关注的不再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和情趣,而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平凡的社会人生。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是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又是后来崛起的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具有民主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积极分子,在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勤劳质朴、备受剥削压迫而又逐渐觉醒并走上抗争之路的农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最基本的主人公。文学的服务对象和描写对象的巨变,是文学价值观念巨变的必然结果,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时代新质。

    第二,文学价值观的革新,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学表现形态也随之变化,中国传统文学是以古典的诗、词、曲、文为正宗的。文言文则是封建思想文化的载体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种单调呆板的表现形式和僵化陈腐艰涩的语言材料,无法表现变化急剧,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无法反映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情思,无法展现现代作家丰富多样的艺术个性。同时,由于一般民众文化程度的低下,也难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接受,因而作家唤醒民众、服务人民的动作宗旨也就无从实现。近代作家虽然倡导语言文体的革命,但未能结束旧的表现模式的文言文的正宗地位,新的语言体式也没有创造出来。新文学家顺着时代和广大民众的要求,以前所未有的气度和魄力,发出了语言革命和文体革命的呼唤。他们猛烈地抨击脱离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文言文,提倡新鲜活泼、明白晓畅的白话文。经过激烈的论争和成功的实践,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成为社会实际的文学创作的利器。这股语言革新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致那些相当保守的旧派文人和报刊,也不得不废弃文言改用白话。新文学还大胆地学习,借鉴西方近现代的文学体式和艺术技法,逐渐推出白话体新诗、小诗、散文诗、现代小说、话剧、杂文、报告文学等一批新文体;在叙述视角、描写手段、心理刻划、抒情方式、时空结构等方面,也都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并沿着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不断发展,日臻成熟。文学语言的革新,众多文学体式的建构,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的表现方式,并为人民大众理解和接受新文学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新文学的又一时代特质,而与传统旧文学明显地区别开来。

    第三,“中和之美”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规范。总体说来,它体现了封建的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由对于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的压抑的禁锢。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正从本质上表达了封建统治阶级现实政治和审美的需要。中国新文学在猛烈冲击古典审美规范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崇高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审美观念。新文学家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借以反映“历史的必然要求”。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切地描写黑暗现实对理想的扼杀,描写下层民众精神愚昧和物质匮乏的双重痛苦,描写现代知识者人格心灵的分裂的冲突……多样的悲剧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学中东方式的“大团圆”结局。新文学所表现的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巨大的批判力量,它的冷峻悲凉的艺术格调,有力的激发着人们从“瞒和骗”的大泽中解放出来,觉醒起来,投入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的壮丽事业,并在更高的审美层次上塑造自己。中国传统文学较为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意识。止于滑稽,伤于溢恶是较通常的表现形态。而且常常“辞气浮露”、“浅尝辄止”,“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者甚为寥寥。新文学家超越了传统的喜剧品格,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的高度,认识假、恶、丑的虚妄可笑,以或激烈犀利,或轻松机智的态度,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引起人们对丑恶事物的憎厌,达到对美的肯定。现代喜剧的荒诞意识及由此而形成的反讽形式,从又一个侧面展现出觉醒的现代知识者对行将天亡的假、恶、丑的理性批判精神,也是人类对自身弱点的省悟及超越。特别是悲喜剧双重意识的融合、渗透和有机转化,更体现出新文学审美品格的可贵特色。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新文学的时代特质。

四、分期

1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

2 、第二个十年( 1927-1937 )

3 、第三个十年( 1937-1949 )

 

第一讲: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年)

 

一、诗的解放与探索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而新诗运动则从诗形式上的解放入手——这正是总结了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与诗界革命的历史经验,而做出的战略选择。

    梁启超当年在设计“诗界革命”时,曾有一个演变过程。开始,他设想,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所谓“新语句”,即是不仅要吸收新名词,而且要引入新句式,在语法结构以至内在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的变革,还要打破传统诗词格律,这些与保留古风格的要求显然是背离的。而在梁启超看来,打破传统的诗的格律与文言语法结构,就不存在“诗人之诗”;因此,他必须后退一步:把“诗界革命”的目标改为“以旧风格启新意境”,“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却拒绝引入“新语句”,对传统格律与语法进行任何变革,这样,晚清的“诗界革命”就始终限制在传统诗歌的范围内;但他们也确实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如黄遵宪就做过转向古风、乐府,“用古文学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等多种实验,而向“散文化”方向的努力,则又显示了背离占主流地位的“唐诗”传统,向“宋诗”靠拢的倾向。这也构成了“诗界革命”的一个极限:晚清诗界最终止步于宋诗派的摹仿风气中。

    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诗运动正是选择了梁启超后退之处,作为理论出发点与进攻方向。胡适在纲领性的《论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他又将上述主张概括为“作诗如作文”。“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前述黄遵宪的努力与宋诗的影响;胡适也显然从中受到了启示:他曾高度评价黄遵宪的诗歌试验“都是用做文章的法子来做的”,并且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镂琢粉饰'的诗”。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诗运动正是从宋诗对唐诗的变革里,取得自身的变革与创造的历史依据与启示的。当然,新诗所要进行的变革显然更进了一步:不再像宋诗那样局限于传统诗词内部结构的变动,所提出的“作诗如作文”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打破诗的格律,换以“自然的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二是以白话写诗,不仅以白话词语代替文言,而且以白话(口语)的语法结构代替文言语法,并吸收国外的新语法,也即实行语言形式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的散文化。这实际上就是对发展得过分成熟,人们业已习惯、但已脱离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语言的中国传统诗歌语言与形式的一次有组织的反叛,从而为新的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可以设想,如何没有胡适们的这一“散文化”(也可以就是“非诗化”)的战略选择,中国诗歌的发展将很难超出“诗界革命”的极限,更不可能有现代白话诗的产生与发展。

    胡适们“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背后,蕴涵着时代所要求的诗歌观念的深刻变化。胡适在提倡“诗体的解放”的同时,还提出了“诗的经验主义”,其核心就是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即“有我”与“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前者突出了写作者(知识分子)主体的性情与见解,后者强调了与“一般的人”即平民百姓的沟通与交流,这正是“五四”时期的文化(文学)启蒙主义在诗歌观念上的反映。这种诗歌观重视的“精神、观念”的“表达”,所谓“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要求,诗的口语化、明白易懂的要求,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说,“五四”新诗运动的“散文化”与“平民化”的目标,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创造新诗的试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仍占主导地位的诗词传统与读者中的习惯势力的压迫与抵制,早期白话诗人俞平伯就曾谈到“从新诗出世以来,就我个人所听见的和我朋友所听见的社会各方面的批评,大约表示同感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反对最力的是《学衡》派 诸 君子,其中就有胡适在美留学期间酝酿“诗国革命”时即与之论战的梅光迪,他这时写有《评提倡新文学者》,此外,还有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胡先 马 肃的《评 < 尝试集 > 》等,或批责“倡之者数典忘祖,自矜创造”(梅光迪),或咒其“必死必朽”(胡先 马 肃),大有不容(新诗)生存之概。其理论的立足点却是和梁启超一样的强调“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诗之异于文者,以诗之格律必较文为谨严”,从而反对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反对把“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他们所理想的诗是“新材料与旧格律”的结合:这样,《学衡》派实际上是在“五四”时期对晚清“诗界革命”做了一次并不遥远的呼应。

 

 





 

版权所有: 暨南大学文学院   技术支持: 暨大电子工程系
      开发者: 天使之翼 低调牛牛
E-mail: lkmyygywvf@163.comlizhuoyang163@163.com